懷念小山晃佑（Kosuke Koyama）博士

一九八二年秋當我初抵紐約，第一次踏進協和神學院國際學生的服務中心，也是小山晃佑教授的辦公室（Center for Ecumenics and World Christianity），迎面而來的就是他，頭髮灰白，笑容可掬的小山博士。或許是看到我的黃皮膚東方臉孔，他劈頭問我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會講日語嗎？」我的答覆自然讓他失望。可是談起台灣他卻一點都不陌生，從黃彰輝談到台南神學院，關心台灣的政局與教會的角色。一下子把我首度出國，獨自置身異鄉的孤寂、落寞感一掃而空。

小山教授於1929年十二月10日出生日本東京，當時日本與中國正處於交戰狀態，從小經歷烽火，在轟炸、暴力與戰爭的摧殘下長大。一九五二年從東京的協和神學院（Tokyo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畢業後，進入美國紐澤西州的哲吾神學院、及普林斯頓神學院繼續其神學的學習旅程。並獲得道學碩士（B.D. from Drew 1954）、神學碩士及神學博士（Th. M. and Th.D. from Princeton, 1959）。其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有關路德的詩篇釋義。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小山晃佑隨即受日本教團（日本聯合基督教會）的差派到泰國擔任宣教師的工作。就是在泰國的經驗，讓小山晃佑意識到神學典範徹底改變的需要。他發現建立在歷代神學大師傳承的傳統神學，無法回應在泰國這樣一個純樸、以農立國的社會、人民的需求。他認為神學必須從人民的經驗出發，在泰國這人民就是廣大的泰國農民。此一對泰國農民的委身使他寫出了第一本迄今仍然膾炙人口的「水牛神學」（Waterbuffalo Theology）.這一個神學名詞也因而成了小山神學的註冊商標。

1968年，小山晃佑博士接任剛成立不久的東南亞神學研究院（South East Asi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SEAGST, 1966），接續傅萊明博士（John Fleming）擔任第二任院長的職務。東南亞神學研究院是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為了建構亞洲神學，培育本土神學師資而設立的高等神學教育機構。長期以來透過協會底下比較句規模的二十幾間會員學校共同努力，為亞洲教會及神學教育機構培養了不少本土的神學家以及神學院的師資。此一機構自始即以強調亞洲身份從事神學的建構，以及神學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 of theology）為其教育目標與使命。小山博士在泰國宣教所體認的神學需要回應人民經驗的神學典範，正是當時亞洲這一批具神學洞見的領導者共同追求的目標。因此他主持東南亞神學研究院六年的時間，可以說深化了此一神學教育方向，也為此以神學教育機構奠下長遠的根基。筆者目前兼任此一神學教育機構副院長的工作，統籌其學術行政方向，檢視此研究院的歷史及神學教育的發展，可以深切體認過去幾任前輩在這方面的堅持及用心。

1974年小山博士轉往紐西蘭達尼丁（Dunedin, New Zealand）的Otago大學擔任宗教現象學的資深講師，1980年2月應紐約協和神學院院長Dr. Donald W. Shriver, Jr.的邀請，轉往該校擔任普世學與普世基督宗教（Ecumenics and World Christianity）的教職。他是協和神學院所聘請的第一位亞洲人教授。後來並被任命為該校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講座教授。就在這個時候筆者有機會受教於他，親臨他的風範。後來，筆者從協和神學院回來後，並曾邀請他到南神來主持教牧進修的課程。

在協和神學院期間，小山博士主要教授世界宗教的課程，同時對合一、和平的議題有深刻的著墨。筆者在紐約期間，剛好韓國的民眾神學家玄永學博士也應邀到協和神學院擔任訪問教授的教職。有一次，我們來自亞洲的師生聚在一起，小山博士談起宗教多元與世界和平的議題，玄永學博士半開玩笑的挪瑜他說，您們日本人發動戰爭搶走了我們的和平，現在您卻來教導我們如何找到和平？一時引發大家對神學者身份認同與神學委身之關連的熱烈討論。如今兩位對我的神學旅程深具啟迪、引導角色的師長都作古了。想像著他們相偕而去，風趣、詼諧的一路談論亞洲教會與神學的課題，還會有多少神機奧妙，足供我們後輩玩味、學習？

小山晃佑博士在協和神學院教學的期間，對世界宗教的強調是既熱切又孤單的。他所開的課包括：佛教、儒家、印度教、伊斯蘭教及猶太教。在這些課程中，他一再地強調認識這些宗教對基督徒的委身是有所助益的。他說：「我感受到強烈的召命來教授不同的宗教傳統，我覺得這樣做是在從事基督徒應該作的事。」他的學生回想他在學校的教導時，稱譽他是走在時代的前面，幫助學生越過自己信仰的邊境來透展神學視野。事實上，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小山博士的學術努力在紐約這個大都會仍是孤單的。他諄諄善誘、誨人不倦的強調體認宗教多元的事實對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的學生與同事到底體認了多少，同意多少。然而，九一一事件向我們揭發了一個真相，那就是忽視事實，並不會讓事實消失。

1996年從協和神學院退休，成為該校名譽教授。退休後偕其夫人轉往米里蘇達州（MN）享受他們的退休生活，並在附近的聯合神學院（united Theology Seminary），路德神學院（Luther Seminary）兼課、共享團契。晚年夫婦同為疾病所苦。小山博士長期與其食道癌奮鬥。2009年3月25日 在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春田的灣州醫院（Baystate Hospital in Springfield）去世。享年79歲。根據他的兒子馬可表示其死因是併發肺炎所引起的。其身後留有妻子（LouisKoyama）及兩子一女。大兒子傑姆斯（James）住夏威夷，女兒依梨莎帛（Elizabeth）住莫斯科，小兒子馬可（Mark）在西麻薩諸塞州。還有五個可愛孫子。

我們懷念這一位深具神學洞見，畢生為和平的神學奮鬥，為亞洲教會的神學教育貢獻卓著的台灣人共同的朋友。

加爾文對現代教會的啟迪

--紀念加爾文冥誕500週年

「前言」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年7月10日-- 1564年5月27日）作為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改教家之一，其對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貢獻，相關的研究與著作可以汗牛充棟來做形容。本文不擬贅述。適逢加爾文冥誕五百週年，普世教會紛紛以舉辦研討會，出版等方式來紀念他，香港文藝出版社翁傳鏗社長去年五月來台灣訪問就要筆者為該社規劃中要出版「加爾文的生平」的新書寫稿，並給了我題目：「加爾文對現代教會的啟迪」。因此本文主要在探查加爾文這個人及其思想對現代社會及教會所具有的價質與貢獻，來說明在今日處境中紀念他的意義。

「加爾文這個人」

加爾文生於1509年，死於1564年，一生只活了五十五歲。從今日人的壽命來看，可謂英年早逝。然而，綜觀其一生，從1533年因為好友柯蒲（Nicolas Cop）就任巴黎大學校長講稿的事件，讓加爾文涉入宗教改革的浪潮，因被通緝而逃亡開始，加爾文一生參與宗教改革的時日，也有漫長的三十多年的光陰。

一般而言，從事改革運動的人，應該多是熱情洋溢，勇敢豪邁。不過加爾文因為自小深受哲學、修辭學訓練，加上嚴格的法律薰陶，養成他一絲不苟的嚴謹生活態度。他留給人的一般印象是：敬虔、羞澀、嚴謹而帶有一點嚴厲的形象。人文涵養加上法律的訓練養成他思考細密，善於組織。這對他後來的神學思考，著作，以及在日內瓦的改教活動，都有顯著的影響。另外，他的家世，尤其是其父、兄與羅馬大公教會諾陽教區之間的爭議與恩怨，想必也是促成他矢志獻身宗教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加爾文終其一生把日內瓦打造成新教的羅馬。他除了延攬大批歐洲新教難民到日內瓦，壯大新教徒在日內瓦的勢力外，他設立日內瓦學院，透過教育延續並拓展宗教改革的影響力。後來在蘇格蘭、荷蘭的改教運動貢獻深遠的諾克斯（John Knox）以及亞民念（Jacobus Arminius）都曾到過日內瓦受加爾文的薰陶、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奮力不懈，與反對者抗爭，經歷挫折，去而復返，終於透過訂定「教會典律」把日內瓦打造成一個以上帝主權為依歸的紀律嚴明的城市。

「加爾文的神學思想」

加爾文作為改革宗教會的鼻祖，不只是因為他領導了法語區的宗教改革運動，更是因為他的神學思想所具有的獨創性與深刻影響力。加爾文的著作甚豐，他的神學可以用其費盡畢生精力完成的「基督教要義」作代表，這本書他先後撰述、增補達23年之久 （1536- 1559）。他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護教」，因此他的神學思想可以說是非常處境化的。他一方面箴貶當時羅馬教會的缺失與腐化，一方面也力陳信仰與教制的歸正之道。

延續宗教改革陣營的三大改教信念：聖經中心（Sola scriptura），因信稱義（Sola fide），以及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for all），加爾文的神學建立在幾個獨特的強調上，下面列舉四個筆者認為相對於其他的改教家比較獨特的主題：

1)      整個加爾文的思想系統可以說就是建立在「上帝的主權」的基礎上。加爾文斷言，上帝的主權是至高無上的。他不單是創造者也是維持者，是創始者也是成終者。換句話說，上帝不會受任何環境所控制。一切都出於他的旨意;因此，上帝可以決定一切人、事、物的結果。上帝的主權是要讓他的目標可以達成。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撓他的計畫。歷史也是根據上帝預定的旨意實現的。

2)      恩典與預定：根據上帝主權至高的思想脈絡，加爾文延襲奧古斯丁極力強調上帝恩典的純粹與不可抗拒特性。他所發展的預定論可以說就是此一信仰主張的最徹底詮釋。當然，加爾文的恩典教義，牽涉到其神學的廣泛面向，包括人的全然墮落、上帝的揀選，以及有限救贖等的觀點。

3)      教會體制改革：為對抗羅馬大公教會的教皇專制體制，落實改革派的信徒皆祭司信念，無論是加爾文或後來在蘇格蘭從事改革的諾克斯，為教會發展出來的以信徒為教會權力來源的教會體制，可以說是代議制度的典範。對改教後教會組織的模式與運作有重大的影響。

4)      政教關係的界說也是加爾文神學的一個比較突顯的主題。宗教改革期間，由於反對羅馬大公教會數百年來教皇權與世俗王權的糾葛，許多改教家都傾向主張政教分立，政教分離的立場。唯加爾文站在強調上帝絕對主權的信仰上，試圖把政府與教會一併納在上帝的統轄之下。他主張人是處在雙重治理之下的。當馬丁路德因此發展出他的兩國論時，加爾文則努力著試圖建立他的神權社會。

「在今日處境中紀念加爾文」

今日的教會與社會距離加爾文的時代已有五百年的歷史。五百年的時空移轉，讓我們再回首改教家的功過得失，的確有很多值得我們深入檢視，引為效法或警戒之處。如果我們體認神學、信仰基本上都是受囿於處境的，其評價也必須以其處境需求為基礎，那麼，單純從今日的觀點來要求、評論古人既不公平，也無意義。不過站在宗教改革時期之處境中的歐陸社會，想像改教家獻身的心境與改革的腳蹤，倒是有很多值得我們今日紀念與學習的地方。

一個人的身世與作為是整體的，要瞭解加爾文，我們不能只看其一個面向，他的出身、教育背景、信仰虔敬、神學思想以致於對改革的堅持與獻身，是無法分開來的。換句話說，我們無法在今日社會複製一個像加爾文一樣的改教家，但是當我們回首凝視這位締造歷史的一部分的改教家時，我們仍彷彿可以穿過時空在陌生之地追尋他的腳蹤，改教家似乎透過我們的紀念與回顧對我們今日的社會繼續講話：

1)      對改革宗（歸正教會或長老教會）的信徒來說，我們要如何重新評量自己宗派的傳統，就是透過加爾文的生平經歷與神學思想所塑造的改革宗信仰與教會制度與使命。而不至於食古不化，喪失的改教家改教的精神與目的。

2)      對非改革宗教會的信徒或一般社會人士而言，加爾文作為歷史改造運動的一員，他所透露出的敬虔態度，契而不捨得精神，以及思想上的獨特見解，所締造出的宗教改革，帶給世人的解放和自由的盼望。是跨越宗派、宗教的。是人類共同的資產與學習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