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頭天神學」
在基督教本土化運動之中，黃伯和牧師用力甚勤。他認為「神學工作最終的目的與意義必須是促成宣教的重新了解與完成。無論神學體系多麼完善、折服人，如果不能落實到實踐的層次，這種神學仍缺乏生命力。因此，神學工作必須包含宣教的實踐。[1]」
然而如何進行宣教的實踐？依黃伯和的看法，宣教的實踐關係到宣教對象的政治情況、社會、文化背景、處境，換言之，並不是要求宣教對象放棄舊信仰，死抓著從猶太文化背景產生出的聖經不放，而是使上帝之國落實在宣教對象本身所處的境遇之中。因此，黃伯和在宣教的同時也極注重政治與社會問題之故，而這便是神學本土化中極重要的工作。
黃伯和重視本土神學，並提出了「出頭天神學」的主張。什麼是出頭天神學呢？簡單地說，為解決1977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因發表「人權宣言」而承受空前壓力，故制定信仰告白來紓解信仰困境，其中便提出了「鄉土」和「出頭天」兩個神學主題。但在1985年，出頭天因為用語敏感而被提議刪除。在《本土神學講話》一書中，黃伯和提出他認為「出頭天」的神學意涵會比「鄉土」更豐富，理由簡述如下：
一、從用語上來看，鄉土比較過去、靜態，出頭天比較動態、未來。
二、「鄉土」和「出頭天」兩個神學主題遭到戒嚴時期統治者的不同對待，正顯示出後者的力量與挑戰性。
三、「出頭天」透過「海外基督徒自決運動」的推廣，已從俗語轉為可作為宣教的神學主旨。
一、「台灣俗語」如何成為基督教神學素材？
二、「出頭天盼望」如何成為臺灣人民的救贖應許？
三、把出頭天盼望放在上帝對臺灣歷史與文化的救贖應許上來理解。
由以上可知，黃伯和相當強調宣教的動態性，也就是，並非只是論理地說明神學如何在臺灣的文化脈絡中重生，還必須積極地與文化互動，重視未來，讓福音在宣教對象本身上被呼喚出來。
「再告白模式」
此外，黃伯和還提出了「再告白模式」的理論，此一理論重在解決黃彰輝先生的「處境化神學」可能造成兩種文化彼此扭曲，忽略文化主體，或產生認同上的問題[4]。雖然神學必須本土化，但這並不意謂著切斷與西方文化的關係。
黃伯和認為神學的工作即是告白的工作，告白是發自神學工作者及其所代表族群的「委身」，而再告白則出自基督徒文化上和宗教上的雙重身份掙扎[5]。基督教信仰原本表現在特定的猶太歷史、文化中，故在表現上有不可避免的人為限制，但在告白上，它超越個別種族的歷史、文化，因此神學工作者必須克服信仰者的本位主義，讓有限成為有限，讓形式成為形式，然後看破有限與形式，讓無限與本質自然顯現[6]。
「信仰既是一種告白的行動，神學因此也必然是告白性的。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文化的更動，信仰者在新的處境中，其告白也必須隨著更新，再告白的工作也就無可避免。[7]」由此可知，再告白並不只是非基督教世界的基督徒所面臨的處境，此外，更是一重視客觀經驗，將神與宣教對象的歷史、文化結合，甚至可以說是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必經過程。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黃伯和重視的是神學如何發生在當下、未來，並強調與經驗環境互動的。
實際的貢獻
黃伯和著作甚豐，其所發起的「出頭天神學工作室」，更出版了一系列關於本土神學之著作。從這部分的作品來看，可以發現黃伯和相當重視在當下台灣社會中，神學該如何面對的問題。
譬如說在《本土神學的倫理關懷》一書中，他就處理了許多重要的社會文化問題，譬如說政治、兩性關係、同性戀問題、自殺、祭祖等。其中好幾個問題，都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將有限視為有限，以從有限透視無限的態度，譬如說，在同性戀問題上，他透過對聖經的詮釋，說明聖經反對的不是同性戀，而是沒有愛的性關係，最後作出「只要守獨身、同性戀者並不侵害、攻擊別人，我們的社會沒有理由不留下空間供他們活動、生存。一種性取向者把另一種性取向者逼到陰暗的角落使其窒息，這不是一個公義的社會與團體所應該有的作為。[8]」這便與傳統的詮釋有所不同。
此外，出頭天神學工作室也出了《出頭半邊天──台灣婦女神學的出路》及《基督徒與祭祖》等書，足見黃伯和處理神學與社會問題之積極面。
至於政治方面，基於黃伯和自己提出的理論，他無可避免地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對國民黨的敵意──他甚至明確地斥之為邪惡──與對台灣獨立的堅持，他認為臺灣人民不獨立，不具有自己的主權，無法自我定位，便無法成為一位完整的告白者，這也是其作為一位本土化神學家，必然推導出來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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