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於長榮大學基督教研修學院 神學教育研討會
「神學教育的本質」
神學教育是教會在獨特情境中的教會生活及宣教活動的一部份。它是源自上帝呈現在人類歷史中之創造與救贖的工作，而尋求對今日世界中福音信息之意義的瞭解的努力。神學教育是為了要裝備人，包括男人與女人，來參與不同處境中之教會的見證、宣教以及服務人群。換句話說，神學教育是一種結構性的、密集方式的培育男女信徒來參與基督在這個世界的工作。[1]
神學教育可以從廣義和狹義來瞭解。廣義來說，它並不侷限在專業的及特殊的教育機構的工作。它可以包含所有基督教團體在其禮拜、團契交誼，宣教活動，以及透過聖經及其信仰告白資產和傳統所導引出來的所有活動。這一種糾結、混和的廣義神學瞭解，也稱為「做神學」（doing theology）,一般來說，採此廣義的界說使神學教育成為教會團契生活的中心[2]。狹義的界說，則認為神學教育是專注在培育及持續的訓練教會的專業領導人。大部分的教會都設立某種型式的結構來從事這一個有形的教育工作[3]。隨著七０年代以來信徒運動的興起，信徒教育及延伸教育課程逐漸普遍，神學院開始將信徒教育納為其教育事工的一環，無論其因果關係為何，神學教育的觀念，甚至在最為傳統的神學院內所從事的神學教育，都逐漸從原本侷限在「專業或神職人員的養成」轉型或擴延為「裝備全體上帝子民」的工作。
無論我們選擇如何定義神學教育，他們並不是互不相容的。所有的神學教育定義都無可避免的與教會的使命與生活相連結。因此，讓神學教育與教會整體生活保持一個健康而有張力的關係乃是必要的。普世教會協會神學教育工作小組曾經在其報告中指出：「神學教育必須有足夠的自主性來扮演其先知性的工作，同時也需要與教會保持足夠密切的關係，才不會在其與教會一起從事宣教的過程中喪失與教會溝通來服事教會的能力。」[4]
「亞洲神學教育的發展與挑戰」
基督教會在亞洲的宣教歷史久遠，甚至可以媲美西方的宣教歷史。可是在亞洲比較正式的結構性神學教育的工作，最久的也不超過兩百年。近五十年來亞洲的神學教育在質與量兩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與進步。以我長期以來參與的東南亞神學院協會為例，五十年前(1957)協會剛設立的初期，只有十六間學校，目前則已經成長到了分佈在十六個國家的一百多間。四十年前（1966）協會並為了要提升本地的神學教育水平以及強化本土神學教育，培育神學教育師資而設立了東南亞神學研究院。以聯合神學院的方式在亞洲地區設立的七個地區分院，來從事神學碩士及神學博士的課程。目前這個神學研究院的歷史已有四十多年，培育出近百位的博士神學者及神學教育者，以及無數的神學碩士校友。
透過東南亞神學院協會的評鑑協助，許多會員學校也在教育品質上有長足的進步與提升。在最近的評鑑訪視中，我們就發現愈來愈多的亞洲神學院校，有企圖也有能力開始設置自己的神學碩士課程。部分學校也開始嘗試成立 博士班的學程。這些都是亞洲神學教育可喜的發展。
然而在這些進展的同時，無可否認的亞洲的神學教育也面對了嚴酷的挑戰與危機。需要我們嚴肅的加以面對與勇敢的對當前神學教育的工作不斷的作箴貶、改進。這些挑戰與危機可能不只一端，在此僅列舉幾個個人以為比較重要的作為討論的線索：
1. 神學教育與教會宣教脫節的危機：亞洲大部分的神學教育機構都是由宣教師之宣教活動延伸出來的。原本與宣教工作有極為密切的關連。然而，由於大部分的神學教育者都是從西方神學教育體系所養成，因此，深受西方神學教育之特質的影響。西方的神學教育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歷經啟蒙運動的影響，愈是主流、歷史悠久，愈有傳統的神學機構，一般而言是愈與教會疏離。尤其是歐洲的神學教育大都那在大學體系，成為純粹的學術活動，或是從教會獨立，甚或與教會宣教背道而馳。這尤其在靈命型塑的的部分更是明顯。在這樣的神學教育師資運作下，亞洲的神學教育與教會宣教的關係即使不像西方那麼嚴重，卻也問題重重。
2. 神學教育與亞洲世界（亞洲人民）脫節的危機：與前面一個問題相關的，亞洲的神學教育工作雖然實施了超過百年的歷史，然而無可否認的，大部分的教育內容，神學思想，教學實施方式以及課程規劃都還停留在複製西方神學教育的階段。沒有亞洲人自己的神學，沒有合適於亞洲歷史、人文及社會的課程規劃。神學教育只是一個搬到亞洲來培養西方宣教師的複製工作罷了。亞洲教會在經歷上千年的歷史，卻仍為大部分亞洲人視為外來宗教，導致宣教成果的有限，神學教育的缺乏本土化，如果不是唯一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3. 神學教育與時代脫節的危機：由於缺乏對教會宣教的關注，又無視於亞洲世界的人民處境與需求，亞洲的許多神學院若不是只專注於神學教義的知識傳遞，或西方神學潮流的引進。有些教派取向鮮明的新近神學教育機構，一方面抗拒傳統理性取向的神學教育，一方面則在教會實務需求的主導下，成為傳教技術的訓練機構，忽視了養成先知性神學批判能力的神學教育面向。近年來，在亞洲地區政治、經濟的急速變動，亞洲人民經歷過的政治民主化掙扎，身份認同的追尋，宗教的對立與彼此間的屠殺，恐怖主義的流竄，加上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不公義的財富分配，過渡開發引起的大自然災難，以及變種性疾病流行等衝擊。使亞洲地區成為最具爆炸性的爭議地區。衝突與戰爭一觸即發。然而，我們很少看到亞洲的神學教育對這些議題有神學的發言，信仰的反省而對亞洲人民及社會作先知性的宣講。
4. 神學學術邊緣化的危機：亞洲的神學教育雖然大量複製西方的神學教育模式，然而基於亞洲國家大都是基督徒少數的國家。在西方國家擁有開創高等教育先鋒角色的神學教育，在亞洲各國中卻大都不為政府所接納，其學位也不受政府（公眾）承認。神學教育在學術界的邊緣化，不但導致基督教信仰從公眾領域的退縮，在基督徒佔少數的社會，加上從公共資源孤立，大部分的神學院都處在爭紮生存的狀態下經營，能夠持續經營已經不錯，奢談神學的發展與神學教育的進步。
「開創亞洲神學教育的新紀元」
在亞洲國家普遍經過政治民主化的浪潮後，最近許多國家政府開始對宗教的社會角色有了重新的評估。部分國家並開始為神學教育在高等教育的體系中打開了些許的空隙。台灣的教育部也終於在私校法的小幅修訂後，開始接受宗教研修學院的設立，使神學學位有納入政府承認之學位的機會。這一個小窗戶的開放，雖然仍難於滿足神學教育自主發展，以及其在社會、教會中扮演積極角色的期待。其中很多的限制包括：
l 名稱不得使用神學院。（最近一次的教育部研修學院法令修改會議有開放的共識），
l 只限一系一所招生（這部分也可能開放）
l 人數限定200名，以及
l 其他對私立大學的諸多箝制。
但是，無疑的這一小窗口已為台灣的神學教育跨進了劃時代的一步。尤其是對神學學術的公眾性有了強烈的象徵性肯定。提供神學教育一個嶄新的契機與可能性。這些機會包括：
l 公眾資源（政府及民間）的獲取與運用
l 在大學體制下與不同學術領域的互動與對話
l 享受大學的豐富人力、物力資源的挹注從事神學研究
l 神學學術的社會地位提昇
未來的亞洲或台灣的神學教育要如何發展？在政府機構逐漸開放、合理看待神學學術的情況下，我們面對了嚴肅的抉擇：勇敢投入或繼續孤立。我們都清楚兩者都各有利弊得失。我們擔心納入政府教育體系或大學制度後的神學教育主體性能否繼續保存，我們也擔心社會開放了，在缺乏公眾承認的情況下神學教育繼續在資源缺乏的環境中是否還能苟延殘喘，或逐逐步被淘汰，或甚至影響到教會在社會中的信譽。這些顧慮都不是沒有根據的，但也不絕對無解。端看我們如何面對問題，想辦法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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