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君華
台灣社會變遷衝擊教會
台灣自八○年代以來，無論政治、社會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雖然在香港的媒體上，看到的盡是國會的打架或政黨中的政爭等亂象。但是無可否認的台灣在政治上確實是日趨開放、民主及法治；文化上，本土意識日漸強烈，蔚為主流；同時社會的型態也越趨多元化。這一切都是在亂象的背後有序地的發展著。反觀，九○年代的台灣教會，彷彿對社會的變遷無所適從，在封閉與回應，傳統與現代中彷徨。
最近教會界發生的幾件事，正好說明了這種現象：九四年初以來，教會界流傳一則預言，內容大致為「一九九五年神要懲罰台灣，屆時台灣民進黨贏得了總統選舉，隨即宣布台灣獨立，引發中國的不安，舉兵犯台，進而血洗台灣。」這預言至今仍引起教會內外的爭議，教會內許多傳道人、信徒移民，為留下「餘種」有傳道人主張在深山中建立避難所；有的主張，應集體移民往太平洋某小島。一時間連向來不太注意教會動態的新聞媒體，也報導了這個有趣的現象。
第二宗事件，是今年三月，台北人數最多教會──台北靈糧堂，為了市政府在其對面闢地興建第七號公園時，未拆除一尊原址為廟宇的佛教神像，而號召其信徒及其他教會向市政府抗議，他們以對外名為反對「違章建築」，對內實為「對抗偶像」的抗爭運動，他們發動信徒圍繞公園七圈向偶像宣戰，又要信徒一人一信向議會及市政府投訴。此舉不但引發的佛教界的強烈反彈，亦引起的社會輿論的不滿，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政府並沒有拆除該神像，又有基督徒試圖要求市政府，禁止佛教善男信女，在該處崇拜，此舉明顯違反憲法，當然不獲同意。結果，一切照舊，只在社會大眾的心中，平添了基督徒的惡行惡像。
另一件教會中的大事是公元二○○○年的教會增長運動，無論是四九年以後遷台的「國語」教會，一般的福音派教會或台灣長老教會，都大力投入，期望在公元兩千年教會在信徒及堂會的數量上能有成倍的增長，許多講座、研討會、訓練如火如荼地展開，一時間教會圈內一改以往沈寂，突然熱鬧起來。
上述現象正好暴露了過去台灣福音派教會，長期迴避社會參與，以及反神學的結果。以一種封閉、排他性的神學觀點作為社會參與的預設，面對現代多元的社會，自然要造成「七號公園」的窘境。「九五年預言」，流行於四九年後遷台而建立的教會，其內容與台灣保守勢力的政治意識型態相吻合，這正好反映了教會神學反省的貧乏，將一種與台灣現實脫節的政治意識型態投射到信仰中；此外，也顯示了教會在變遷的社會中失去方向，沒有能力提出有意義的信息，使信徒在台灣當前的處境中得到指引；最後只能訴諸一種自我投射的危機意識，為那些在封的信仰中找不到生活與行動之依據的現代信徒，在宗教行為中提供了一個虛擬的憑藉。與此同時，長期反對神學思考，使得教會失去了反省的能力，不能就台灣特殊的處境，反省「福音」的內容以及「宣教」的本質；只知一味盲目將數量增長當作教會的首要目標。不但目標缺乏反省，連增長的技巧亦不假思索，造成近年來教會大量組團，往還於南韓及新加坡之間，求取增長之道的現象。
台灣長老會對社會的反省
與上述教會有別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即已植根台灣的長老會，對台灣的處境向來都較敏感，七○年代所陸續發表的國是聲明及信仰告白，從現在的局勢的發展，回顧以往，當年她確實具有先知的勇氣與眼光。當時從信仰的角度對社會的訴求，今已逐漸實現，如台灣即將舉行總統及省、市長的全民選舉，距離當初「全民自決」的主張，已經部分的實現了；現在台灣社會本土意識的表現處處可見，「台灣優先」的理念亦反映在政治及社會的各個不同的領域，這在某種程度上亦滿足了稍早時「鄉土神學」所欲凝聚的「台灣意識」。然而在新的社會處境下，教會將如何在過去的成就中感受到新的挑戰？如何越過以往的反省的成果，更深一層地再思其信仰的內容與台灣處境的關聯？這是長老會所面對一項新的神學課題。唯有對上述台灣社會及教會的了解，我們才能認識到「出頭天神學工作室」成立的背景及其理想。
出頭天神學工作室的事工
出頭天神學工作室，成立已經一年半了。主要發起人是在台南神學院任教的黃伯和牧師，多年來黃牧師著作甚豐，在其神學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本土關懷。其中最有系統表達其思想的著作，是由其博士論文改編出版的《奔向出頭天的子民》（台北縣：稻鄉，1991）一書。書中揭櫫了一種台灣本土神學的構想──「出頭天神學」，他從台灣俗語「出頭天」一詞中，探討台灣人的心性特質，從台灣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的觀照下，「出頭天」一語表露出台灣人民，在威權政治下渴望自決，在屢經殖民的歷史中找尋其身分認同的心聲。他以此作為一種神學關聯（correlation）的切入點，進一步賦予該俗語信仰上的意義，使出頭天的盼望不停留在政治文化上功利的層次，能深化到人的終極關懷，及對上帝國的期待的神學層次。在此我們無法更進一步的介紹神學的內容，但須留意的是，與台灣稍早的「鄉土神學」不同，他並不僅止於政治參與或政治前途層面的關懷，他更進一步的關懷到一種文化參與的層面，透過台灣人民爭取自決，及找尋其身分之認同的過程中，基督教的信仰與神學找尋其新的自我認識，另一方面也參與及塑造台灣人的命運與前途。從此－本土神學的進路，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出頭天神學工作室」（以下簡稱）「工作室」的實踐方針。
在《出頭天神學工作室通訊》（以下簡稱《通訊》的創刊號中，黃伯和牧師清楚地表明其成立「工作室」的心願：「希望能為台灣本土神學做一些紮根的工作」，一年多以來他們確實作了不少奠基性的工作，這些基礎性的工作可分為神學概念的反省及神學活動。
在神學活動方面，「工作室」透過其提供研究設施及資源，支持有志於本土神學研究的神學研究生，以培養神學研究的人才，及凝聚本土神學研究的成果。又定期舉辦與台灣信徒及社會有密切關係的「信仰與生活」研討會，陸續舉辦「從基督教信仰看同性戀」、「基督徒與敬公媽（敬祖）」等研討會，協助教會思考基督徒與社會及文化上重要的課題。一年來，「工作室」已有不少出版工作，以「工作室」名義出版的有黃伯和、趙鷹鷹等編撰，出頭天工作室策劃：《偉大心靈的禱詞系列一：聖經人物祈禱文》（台南：人光，1993）。本書的特色是提供台灣主要各種不同的語言族群可參照使用的禱文，書中每篇禱詞均附國、台語對照，其中更有數篇附有客家語的對照。這種作法在台灣較少見，但多元的母語族群確實是台灣本土教會的特色，此書的風格是一項很實際的嘗試。無怪乎此書才出版三個月，即要再版。黃伯和牧師本人在此期間亦出版了《本土神學與本土宣教》一書，對教會與宣教的本質，提出其個人的反省，此時正值公元兩千年運動推行期間，格外發人深省。另翻譯了黑人神學家James Cone的作品《教會是甚麼？》更進一步為前書所探討的問題，提供參考。此外還有一正在進行中的研究及出版計劃，即為《基督教信仰要理問答及注釋》要理問答（Catechism）是新教傳統特色。此書將根據長老會於一九八五年的信仰告白，及參考歷代傳統信仰，以本土實況的角度作整理反注釋。
出頭天神學對宣教的反省
在神學概念的反省上，我們目前尚無法作一系統的整理，然而誠如上文所言，相較於近年來台灣教會界沈浸在「增長」的迷思中，由工作室的《通訊》及其他著作中流露出他們對本土神學中較核心的課題，已進入了深入的反省。以「宣教」這一概念為例，針對公元兩千年運動，黃伯和牧師有如此的回應：
「宣教，原本就是教會的本質，沒有了宣教，教會立即喪失其受召的身分。因此，教會從事宣教運動是沒有時、空的限制的。也因此，教會不應當把宣教視為其事工的一部分，相反的，教會應把本身看作為是宣教的一部分。以此論之，教會的福音運動，不必為兩千年，也不限在兩千年。教會無需發起福音運動，因為教會本身就是福音運動的一環。教會的使命乃在如何把此一由基督親自發動的福音運動，承載下來，延續下去。」（摘自《本土神學與本土宣教》序。）論到宣教的定義他說：
「宣教的定義，不應該停留在宣教師時期的以信徒、教會數量的增加為取向。這種把教會與人民兩分的概念，基本上是延續帝國殖民思想的宗教擴張主義而來的。把基督教與世界作聖、俗二分，以為只要把屬世的領域加以壓縮，教會的版圖加以擴張，就可以達成宣教的目的。這種單只講求外在宣教成績不問宣教本質與內涵的作法，無疑的使基督徒逐步墮入形式主義，而失去福音信息的解放本質與使命。」（錄自《通訊》第四期）
有此可見他對於宣教概念與一般強調增長的教會有所不同。教會的使命就是為了宣教，但宣教不是教會對外的世界的一種征服。教會應該要
「……面對教會處身的社會環境所反映出來的要求，來說明教會從上帝所領袖的召命與應做的回應。」（同前。）
換言之，教會與社會不是對立的。教會身處其中，設身處地的感受社會深層的實況，再從這個體驗去重新體認上帝的道，這層體認的結果就是教會對該處境的信息。這工作是需要不斷地實踐的。由此思路開展下去，所有宣教都必須是本土化的。本土神學也必須是在這樣的雙重反省中建構出來的。也因此征式的宣教，帶來的是僵化的信仰，本土神學在不斷的體驗及反省中是富有生機的。
小結
篇幅所限我們無法一一列舉，「工作室」所反省過其他神學概念，如本土化、神學與政治、文化的關係等等的課題。然而從上述短短一年多的實踐及思考中，可看出他們在本土神學的努力上極具深度及潛力。他們顯然並不採取嘩眾取寵的明星策略，無論出版或是活動，他們也都是環繞著台灣本土情境的需要與體驗去默默的耕耘。他們的關懷及服事的對象很具體，就是他們所生存所在──台灣人民的前途與命運，而非抽象的華人教會，漢語世界或文化中國。他們神學思考的起點是參與的過程中對周遭處境的體驗，而非時興的思潮，如哈伯馬斯、溝通理論、後現代……等。雖然港、台兩地所面對的處境課題並不完全相同，但亦有重疊之處（如近期對九七教會的「驚世預言」，「二樓教會」的危機意識，參《時代論壇，第370期》，相信從這樸實的神學運中，可以得到一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