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齋祭祖的母親

 

母親是自小以童養媳的身分嫁到我家來的。祖父務農，在封閉的農村鄉下，三個男孩子自然的就跟著老爸學農、耕農。父親排行老二，上有兄長下有弟妹，因此應該是有比較大的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從我懂事就常看到父親騎著腳踏車到附近鎮上辦貨、賣農產。每年也都以互助的方式，到處幫人插秧、割稻，還參加農作比賽。因為媽媽是童養媳早婚的緣故吧，在伯父、叔叔兩家都各只有兩、三個小孩的環境中，我們六個兄弟、兩個妹妹，可以說是食口繁多。在吃大鍋飯的年代，從小就被嚴格要求自我節制，避免叔伯家的計較與嫌隙。即便如此，家中還是難免猜忌。生活中處處陷阱，一不小心就引發爭端。

祖父是寡言而嚴厲的傳統家長，印象中每到傍晚只要天氣好，三個輪流做飯的媳婦會將長條椅子擺在三合式的庭院，然後幫祖父溫一壺米酒，全家人站的、坐的圍在一起吃飯。小時候常做的事就是拎著空酒瓶到村落的小雜貨店幫祖父或父親買酒。印象最深刻的則是每當學校要郊遊得繳交費用，甚至勞作課要買材料，得向祖父要錢時，往往要在他喝酒的長條椅子前面站上個把小時，聽他埋怨金錢得來不易的教訓，那種枯站著不確定唸完後會不會給錢的無奈，到現在還可以深刻感受。不過或許是因為母親早婚，大哥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的長孫身分，加上兄弟姊妹人多，祖父多少還是比較護著我們這一房。我不清楚這是我幼小心靈的洞察，還是母親私下激勵我們的教導給我留下的印象。

祖父在世的日子，因為父親負責家庭的外務工作，常常不在家，母親帶著我們一群兄弟姊妹，週旋於公婆妯娌之間，辛苦可見一班。母親長年吃早齋，終生不碰牛肉。他認為耕牛是農家的恩人，不應該過河拆橋。這份感恩的吃齋後來由大妹承繼了。大妹是虔誠的慈濟信徒，她不僅吃早齋，而是出於宗教敬虔的全然戒葷。母親與大妹雖然都祭祖禮佛，卻也是家族中對我皈信基督教最為體諒與支持的兩位親人。猶記得父親過世時，我剛從冬山教會回到南神擔任院長助理，帶著妻子與強褓中兩個幼兒趕回彰化奔喪，一進三合院的大門，庭院中的鄰里長輩一見我們下車，立刻依傳統習俗大喊跪下爬著叩拜進來。不說幼兒纏身跪爬不便，以一個剛踏入傳教生涯的年輕傳道人，如何應對跨宗教的禮俗都還沒能搞清楚，就在跪也不是、不跪也不是不知所措的當下，是母親站出來慈祥的招呼說，進來吧! 並轉身向這些親人解釋，他們是信基督教，不要為難他們。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Johannes Gutenburg 促成宗教改革之一的印刷術發明者

上網查資料無意間發現了十幾年前一篇講道引來劉先生討論聖經翻譯的幾封來往信件。劉先生將之放在網路上，僅將之稍作編輯放入部落格存放。也對劉先生契而不捨的追究聖經翻譯之正確性的努力表示感佩--黃伯和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黃伯和

 「生病的社會」
新的一年剛剛開始，一九九七對許多人來說將是一個宿命性的年度。多少冒著生命危險，傾家蕩產從中國逃到香港的香港人，面對九七香港的轉移，將無從選擇地再一次被推入中國的統治之下，這無疑地是命運的大玩笑。但是這種宿命性的諷刺，並不只香港人的經驗，台灣社會經過九牛二虎的掙扎，才剛度過九五年閏八月的屠殺恐嚇，勉強在飛彈的威脅下完成總統直選。
民主的幼苗才剛發芽，欣欣向榮的盼望始油然初生，一切似乎都將往美好的方向邁進。但是隨著咖啡風暴，立法院陷入猴戲的泥沼中，立法不彰、民生凋蔽，台灣的經濟一瀉不起。加上推諉塞責的官場陋習，民主的新時代竟是新酒舊袋，半年來不但無所作為，社會大眾見到的仍是一幕幕接連不斷的宮廷爭權戲碼，。什麼吳宋亮瑜情結、什麼連宋分庭抗禮、葉爾辛效應等，直讓人目不暇給。最近「國發會」期間，為了廢省議題所發生的宋楚瑜一人以高分貝對抗整個國民黨之決策，甚至不惜以罷官來杯葛台灣的民主改革。為了一己私利，不顧國家社會的安定，甚至意氣用事地意欲置全民於政治災難中，果真叫人印象深刻。
有這樣的官場文化，難怪整個社會在民主化後不但未能呈現秩序與活潑，反而陷入混沌、迷惑的情境中。近年來連續的工程弊案、黑道金權傳聞不斷，終於爆發為危害社會秩序的神怪奇譚、詐騙、凶殺等殘酷不仁的社會案件。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發展也逐漸產生疑惑與質疑，南非終於宣佈要與台灣斷交，加入聯合國的目標連民進黨都逐漸鬆口。台灣社會的心靈結構出現一種莫名的荒謬、冷酷與混亂的氣氛。這是一種精神錯亂的表徵，是台灣社會心靈病態的顯露。

李喬《情天無恨》書中的宗教素材與神學反省

長榮大學禮聘李喬先生為駐校作家

李喬《情天無恨》書中的宗教素材與神學反省

黃伯和

                                      這個學期開始長榮大學禮聘李喬先生為 
                                     駐校作家。頒贈聘書當天有機會與李喬 
                                    再見面分享。臨別他竟提起這篇近十年
                                   前的文章。回家後找出來再讀一次，覺
                                  得仍可以與有興趣者分享。 -- 黃伯和識

「一個文本的多重解釋」

第四福音書有一段約翰特有的文本資料，記載有一天，耶穌在聖殿有群眾來找他，聽他的教導。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為了試探他，帶來一個女人，是在行淫時被抓到的。他們叫她站在中間，問耶穌:「老師這個女人在行淫時被抓到。摩西在法律上命令我們，這樣的女人必須用石頭打死。你認為怎樣?」聖經作者指出，這些法利賽人和經學教師是想用這話陷害耶穌，找把柄控告他。但是，耶穌沒有回答他們，只是彎下身子，用指頭在地上寫字。他們還是不停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當中誰沒有犯過罪，誰就先拿石頭打她。」說過這話，他又彎下身子，在地上寫字。這些人聽見耶穌的話，就一個一個溜走，從年紀大的先走，只剩下耶穌和那個還站在那裏的女人。耶穌就直起腰來，問她說:「婦人，他們都哪裏去了?沒有人留下來定妳的罪嗎?」她說:「先生，沒有。」耶穌乃對婦人說:「好，我也不定妳的罪。去罷，別再犯罪!」(見約翰福音書八:1-11)

文學與神學的對話

【編按﹕黃伯和牧師專精倫理學與本土神學，近日應邀演講有關文學與神學的議題，談到教會該如何將文學與神學結合，利用故事神學傳福音，特別全文刊登以供眾教會參考。】

文學是藝術的一部份，是人類的感情流露，也是生活方式之一﹔通常藝術需要刻意地表現，純自然的感情流露則稱不上藝術。

我們看到美術館中展覽的作品，常會爭議其究竟是色情或藝術。基本上，一個作品如果只是吸引你，還不算是藝術﹔它必須有吸引力，同時刻意表現出某種意圖，又能帶出反省。

藝術作品表現的好壞，從它所能帶出的反省來判斷，這與藝術家的深度有關﹔正如神學的反省有好有壞，藝術的反省亦有價值上的差別。好的藝術作品能啟發人的心靈，展現人類的價值，引發人們做深刻的批判﹔隨隨便便而與色情差不多的，就不能成為好的藝術品。

神學即信仰反省
　神學是信仰生活的反省。我們身為基督徒，都有信仰生活。例如，安息日會的信徒都是週六作禮拜，長老教會及一些新教信徒則是週日作禮拜。當有人問你﹕為何週日要作禮拜，卻不改在週六作禮拜﹖當你把這信仰生活的問題拿來反省，並且跟別人說明，為何我在週日作禮拜，這種說明就是神學。

又例如，最近何耀珊牧師以流行音樂演唱會吸引很多年輕人，這是否能當作一場禮拜﹖當我們問﹕這樣的禮拜跟各教派的固定崇拜方式有何不同﹖究竟禮拜是什麼﹖我們便進入了神學課題。

有表現就有藝術，有反省就有神學﹔藝術與神學有共通點，都是對生活反省﹑檢討﹑表現與傳達。藝術與神學亦都有優劣之分，有比較膚淺的，也有比較深刻的，兩者都是生活的一部份。而文學藝術與神學有很深刻的關係，文學常常是神學的素材。

一人勝過眾神父
從教會歷史來看，基督徒文學家常常比神學家敏銳。說得露骨些，文學家常常是一些「很敏感」的人，對周遭發生的事很容易有感觸。這是藝術家的長處，他們感受到生活中的種種，覺得很豐富﹑很寶貴﹔換個方式表達，他們很容易受外在事物影響，也很脆弱。

藝術家觀察周遭的事物非常細膩，會深入地看事情。一位日本有名的文學家遠藤周作，寫作過許多書。因為遠藤周作是天主教徒，曾經有報紙出現過如此評論﹕雖然遠藤周作並不是神父而是作家，但因他作品中的天主教思想對日本社會影響很大，所以，他對天主教的貢獻，勝過所有日本天主教神父的總和。

文學家也可能成為很好的神學家，因為他的敏感度，使他對生活周遭的掌握整全，可以深入表達人們生活的精髓。如果，正好描寫到基督徒生活，那麼也是一種信仰關懷的方式。讀遠藤周作的《深河》和《沉默》，便可以發現有其神學脈絡上的痕跡。

《沉默》這本書一直在質問，西方的基督教是否適合日本的「母性文化」﹖他把日本文化看成是「母性」，把西班牙﹑葡萄牙等基督教文化看做是「父性文化」，他在這本書中表現出許多掙扎。比如他在「背叛」與「救贖」的關係上，表達出﹕沒有背叛就沒有救贖﹗在他看來，耶穌的十字架便是一種對社會的背叛，背叛其傳統的結構。

故事是描寫一位神父被日本當局抓住，要求他要踐踏耶穌聖像，否則，就要將他教會的一些農民處死。這位神父很想殉教以保有他的信仰，但這樣的話，那些農民信徒會被刑求﹑處死﹔為了救信徒，他被迫必須形式上的放棄信仰來踐踏聖像。這對他便是是兩難，他應該如何愛信徒，同時又愛上帝﹖

遠藤周作的《沉默》，碰觸十字架救贖的真正意涵，留給人很大的思考空間。

他在《深河》這本書中則表現了另一番氣象，描寫一位神父在印度負責埋葬死人…。因為此時期，他的人生境界已提昇，較「確定」他的信仰及其表現方式，而不再像《沉默》書中，有很多要或不要殉教的掙扎。

文學與神學互補
文學的範圍似乎不只是將生活方式表現出來，文學深入到某種程度，其實便與宗教無異。將信仰上一些基本問題，拿到小說中討論時，對神學有很好的啟發。正如小說家遠藤周作對天主教的貢獻，俄國的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都是。

文學藝術可以是生活表現，也可以是宗教的啟發。雖然有很多對台灣文化關懷的文學家﹑小說家，卻很少有文學家﹑小說家對宗教有深入﹑內在的描寫。

過去我也曾想過，如何讓文學家與小說家跟教會能有對話﹖我們有信仰﹑有內涵，他們則有表現的技巧。牧師們往往缺乏文學素養，一寫講道都是論述類型而顯得呆板，沒有故事性與鮮活的描述讓人容易依循。如果，神學人和文學家能常在一起互相影響，便可探討牧師如何能有文學素養與氣質，文學家如何有神學及宗教上的深度﹖

牧師常常接觸生老病死，久而久之則麻痺而有公式化的反應。當藝術家﹑文學家面對生﹑死和愛情，則永遠描寫不完。每次發生便每次都有感觸，生命對他們而言，永遠新鮮。

然而，在教會制度中，牧師喪失了敏感度，豐富的經歷也被當成日常瑣事處理。因此，如何讓神學家恢復敏感度，讓基督徒文學家增加宗教洞察力，是當前一大課題。

偏向人文的文學
很多文學家不敢碰觸宗教議題，是因為台灣宗教沒有體系，所以文學家沒有辦法深入宗教﹔台灣的民間宗教也沒有神學，無法提供文學作深刻的反省。文學家的描寫往往偏向人文關懷，無法到達人的內在心靈矛盾與衝突，無法替社會指引出方向，這是台灣文學藝術很大的限制。

現今，比較豐富的藝術資源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藝術，但是，這些拿到台灣的藝術卻無法契合，由此可見，「本土神學」的重要性。如果，我們不就台灣文化反省我們的信仰，反省我們的宗教，反省人類的內在矛盾與掙扎…，那麼文學界的人，便無法深刻告訴我們人生的方向。

遠藤周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王文興…，這些人能有目前的成就，是因為他們接觸很深沉的神學內涵，幫助他們在表達文學時，有豐富的資源成為後盾。台灣文學家在反省生活時，最深刻的應是宗教面向，但他們在這個面向的反省卻很少，此點相當令人遺憾。這也顯示教會不夠用心將信仰做更深刻的反省。

我們現在所做的神學和信仰反省都很公式化，幾乎人人說的都差不多，沒有更深入去觀察人的生命。我們做得不夠，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源給文學家，讓他們可以更有深度地揮灑出基督教文學，這點我們應該更努力。

本土神學需用文學當素材，台灣的學生讀地理好像讀歷史，讀歷史好像在讀故事，對周遭的環境卻沒有了解。神學人當善用文學家的作品來做神學反省，可以借用他們的敏感度，幫助我們，從他們對社會的觀察，「見己所未見」必能更有深度。

另一方面，宋泉盛的神學新主張「故事神學」則是說明，不只是神學研究可引用民間故事，神學也可以用說故事的方式來進行。

神學不再艱澀
故事神學是一個創見，可以除去神學艱澀難懂的印象，並將文學的內涵擴延，作為很好的信仰反省。這並不是要文學家一定得寫教會生活，而是將文學的層次，從表面的生活深入到心靈活動。

教會的活動媒介人心靈深處的活動，深掘教會與文學的實質，則文學與宗教的關懷將有接觸點。基於此立足點，文學家與神學家可以互助，在技術上與反省上互補。

如果這故事取材自本土故事，才能使神學與所欲表達的宣教內容與聽眾有交會點。不像我們現在的宣教方式，幾乎都是用「硬ㄠ」的，不管對方是否有同感，就宣告人家是罪人，就要叫人信耶穌。有時正好對方遇到事情，還能ㄠ得過來。

其實，我們看現在那些西方神學﹑希臘的神話，那些都是他們日常生活經驗中的素材，他們讀得很親切。我們便缺乏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文學素材，感人的故事幾乎都是長江﹑黃河的故事，不是淡水河﹑基隆河的故事。我們的文學和神學素材，與現在活於此地的人，沒有密切的關聯。

故事神學的貢獻，就是告訴我們﹕如何開始來建構這樣的故事。

每個人都有故事，台灣教會最失敗的就是沒有故事，慈濟最成功的是有故事﹕法師在醫院看到一灘血，開始發她的願，而後建醫院…，這個故事說了幾千萬遍，大家依然愛聽。

我們總是學習加爾文將榮光歸給上帝，不高舉人。然而，那有他彼時彼刻的時代背景，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口是基督徒。可是現今在我們台灣僅有百分之四不到的基督徒，如果將很多表現好的基督徒成就給抹煞掉，如宜蘭的陳五福醫師等人的故事，那還能說誰的故事呢﹖有時也沒有真正在說上帝的故事，到最後反而變成是說有權有勢者的故事。

發展本土內涵的故事神學
沒有故事的教會，便沒有內在生命力。許多國外教會的磚頭，都一一寫上過世會友的名字，說明這個教會是這些人建立的。我們現在不敢這樣做，卻是怕被指責為榮耀人。

其實，猶太人的逾越節就是如此，一代又一代將故事流傳下去，將好的典範保留。故事神學就是將神學與我們的故事銜接起來，神學不一定都要用寫論文的方式來做，也可以用寫小說﹑說故事的方式，和很多藝術表達的方式來做。

我當時要讀神學院，有人告訴我，要讀神學首先便是要把英文讀好，然後聖經讀熟，之後再把西方哲學讀好。我當時很不解，為何在台灣讀神學，卻要讀好英文和西方哲學﹖

但這是事實，神學院的書中有百分之六十是英文，中文書不是幼教系，就是音樂系的，找不到幾本中文神學書籍可讀，不讀好英文實在沒法讀。又如果我們不發展本土神學，又不把西方哲學讀好，整個系統神學便沒辦法讀。沒有希臘哲學的背景，很難了解西方的神學。

我們難道真的要讓台灣教會僅僅成為西方教會的附庸﹖上帝難道真的必須要藉西方人才能跟台灣的人民說話﹖或者，我們教會可以直接向上帝發聲呢﹖在這一點上，基督徒文學家﹑藝術家，顯然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努力。（作者為長老教會研發中心主任五月廿六日講於台神信徒神學系學生會「神學與藝術的對話」小組﹑柯玉雪整理）